大明王朝是这样败亡的?

    |     2015年5月7日   |   大马 Talks   |     0 条评论   |    1112

大明王朝是这样败亡的?-1

朱永嘉生于1931年,早年师从谭其骧、周予同等文史名家,据他自述,“文革”前不久,吴晗曾打算收他当弟子,但没多久,他便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组,作为姚文元的明史顾问,炮制出《评新编历史剧<海瑞罢官>》一文。

“文革”十年,朱永嘉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,这个写作组取名“罗思鼎”,谐音“螺丝钉”。朱永嘉堪称姚文元、张春桥的御用笔杆子,朱维铮评价说:“评《海瑞罢官》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,姚(文元)再有水平,也不可能写出来。”可见其对姚文元的重要性。

1983年,因为“文革”时期的作为与经历,朱永嘉以“反革命罪”被判入狱14年,1988年,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,出狱后开始写作著书,著有《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》、《论曹操》等书,并不断发表关于当年的回忆录。2015年4月,朱永嘉新书《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》出版。

在这本书的序言中,朱永嘉提出“从根本上讲,制度是人类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产物,是人类社会自身演化而成的,很难靠某个圣人设计而成型并流传不绝”。全书也以此为基调展开论述。

以朱永嘉的视角看,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,创业维艰,明朝的典章制度继承于汉唐传统,虽修修补补但所存不多。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制度时,期望为子孙后代打下万世永固的江山,所以从国家层面建法立制,从家族层面制定祖训,并反反复复劝诫子孙要遵从自己的告诫,然而大明王朝最终还是没按他的设想走,他的诸多理想与制度设计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。

接班人逐渐“废物化”

朱元璋当皇帝之前,就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,刚称吴王时,便为世子朱标延请浙江宿儒宋濂,为其传经讲课,随后还让朱标回老家扫墓,用心良苦,在世子出发前,朱元璋不忘劝诫说:儿子啊,你生在富贵之家,习惯了“买买买”,现在我派你下乡,去感受乡村小路到底有多难走,升斗小民为吃饭穿衣要多艰辛,到了咱祖宗住的地方,千万记得问问乡亲们,讲讲你爹当年起兵之初,创业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。

除了嘴上的教导,朱元璋还给朱标请了大明朝最豪华的老师群体,比那个什么“第一小学”不知高哪里去了:“总理”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,“国防部长”徐达兼任太子少傅,“国防副部长”常遇春兼任太子少保。朱元璋作为白手起家典范,自然知道光说不练假把式,于是他常常让太子参与政事,从小就进行社会实践。

按朱元璋的设想,太子经过这番磨练,自然就能当好接班人,但他忽略了“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”,儿子朱标没活过自己,早早去世,二十年的重点培养全部付之东流。无奈之下,朱元璋只得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,不过朱元璋却没时间来培养孙子怎么当皇帝了,这个生长在帝王之家的皇太孙,性格懦弱仁慈缺少锻炼,皇帝没当多久就被叔叔朱棣赶下了台,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好的接班人,朱元璋努力建设的接班人制度也以失败告终。

朱棣当了皇帝,虽然接班的来路不正,但好歹也是个精明强干的接班人,大明王朝也在其治理下蒸蒸日上,自然,朱棣当了皇帝,也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,朱棣有三个儿子为徐皇后(徐达之女)所生,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,结果没多久他的儿子们便为了接班人地位发生矛盾,汉王朱高煦因有战功且身强体壮,想取朱高炽而代之。朱棣当了二十三年皇帝,朱高炽当了二十二年太子,其间朱棣多次有换接班人的打算,朱高炽不得不战战兢兢生活,“忍”了二十多年,结果当皇帝没多久就去世了,皇位传给了皇太孙朱瞻基,“靖难之役”差点再次上演。

总结明初皇位的更迭,可以看到,有实力者都觊觎皇位,甚至夺权成功,太子想要顺利继承皇位需要经历颇多风浪,对于明朝处理权力争斗的种种争夺,朱永嘉认为,这皆源于国家权力无法分割,“遗产尚能在诸子中均分,而皇权是惟一的,无法均分,故藩王拥兵就必然引起皇权的争夺”。

明宣宗以后,明朝皇帝的接班人年龄越来越小,明英宗即位时九岁,明宪宗即位时十八岁,明武宗即位时十三岁,按今天的标准,他们全是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,完全不熟悉社会的运行规则,自己尚且是个孩子,根本谈不上怎么治理国家,而这个时候国家要保证不乱,就需要另外一批接班人,这就是大臣群体。

老朱当上皇帝后,疯狂诛杀功臣,导致“靖难之役”时建文帝无人可用,朱棣当了皇帝,对老臣还算好(对前朝大臣则是另一码事),所以他死之后,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贤臣良将,如著名的三杨杨士奇、杨荣、杨薄,他们在皇位交接的过程中,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,然而他们生前并未注意要培养接班人,等到年老时想到了要培养接班人时,已经为时晚矣。杨士奇杨荣三人是四朝老臣,又有太后支持,因此王振也要忌惮几分,等到他们去世,接替者曹鼐等人就完全制衡不了王振,于是土木堡之变无可避免地发生了。

因此,对于大明王朝来说,接班人不但指皇帝,还指大臣们,随着明王朝的发展,不但接班的皇帝逐渐沦为“废物”,大臣中也难得出现名臣,明王朝的接班体系走向了崩溃。

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企图由皇帝独揽大权,以保证朱家天下能长久存在,但在他有生之年,庞大的国家运行都使他感到力不从心,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时,就不得不借助内阁大臣一起办事。在制度设计上,朱元璋了为了避免前朝父子相残的局面,规定东宫不允许有自己的班子,结果使得太子长在深宫,长于妇人和宦官之手,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,逐渐成了一群“废物”。

作为大明朝重要支柱的大臣群体,也没有做好新老交接,接班的大臣一个比一个差,没有好的臣下辅助,皇帝和内廷没了制衡,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荒唐事。

军队难免“战五渣”

作为开国皇帝,朱元璋深知武人的厉害,建国之初便诛杀功臣,并制定相应制度,防止武人势力坐大,威胁朱家江山。在制度设计上,明初皇帝从京军、卫所、军事管理系统三方面入手,围绕一个目标:既要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,又要防止武人干政,以免方镇林立的局面出现。

在京军方面,建立皇帝亲自统帅的亲军,前后设立亲军二十六卫,其中以锦衣卫最为出名,锦衣卫作为皇帝最贴身的侍卫,常伴君王左右,权力非常大,人数多达一万七千余人,大臣都处于锦衣卫的监视之下,以至于朱元璋想抓捕谁,就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样,大臣毫无招架之力。

在地方军队上,朱永嘉认为明朝卫所制是继承了唐代的府兵制,具体就是从户籍上划出一部分人口,作为兵籍,免除其他方面的赋税徭役,世世代代服兵役,明代军户地位低下,远不如农户,逃亡非常普遍,明初一个士兵想要脱离军籍,都得朱元璋亲自干涉。

明朝中后期以后,卫所制度进一步衰落,军队士兵不但要服兵役,还成了徭役的对象,地位更是一落千丈。嘉靖时期,俺答入侵,禁军只能征召四五万人,还都是老弱病残,还没见到蒙古军队就吓得流泪哭泣,这样的军队怎么上阵冲锋呢?

万历之后,明朝的卫所制度名存实亡,军队连“战五渣”都不是了,政府打仗只能靠募兵,可募兵要钱,那只能从农民身上搜刮,结果不断加派练饷、辽饷,逼得农民四处逃亡,最终压垮了明王朝。

有明一代,军队地位低贱,所有人都看不上军官,军队的将帅连个步兵都不如,谁还愿意领兵打仗,最终军事力量瓦解,明朝也就失去了支柱。朱永嘉的结论是,“明王朝的崩溃与卫所制度的败亡相始终。”

国法家规最终成了“废纸”

相比于那些自称“和尚打伞,无法无天”的人,朱元璋还是十分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的,刚称吴王时就命令李善长等人制定律令,称帝之初即洪武元年正月,《大明律》便颁行,在国法家规的建设上,朱元璋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。

其一是颁布国家法律,如《大明律》,此律在洪武年间经过数次修改,至洪武三十年正式刊布,有明一代,《大明律》都历代相承,后人也不敢修改。《大明律》之外,朱元璋还颁布了《大明令》,与《大明律》相辅相成。

除了成文法外,朱元璋还将自己当政时期处理的大案要案以汇总的方式公布全国,取名《御制大诰》,朱元璋还以大诰为读本,在全国进行普法教育。除了这些法律条例外,明朝还有许多条例榜文,例如《充军条例》、《真犯、杂犯、死罪条例》等。

其二是制定家规《皇明祖训》,对于子孙后代在宫廷生活、处理政务、政治安保、后宫开支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,并且要求子孙后代务必遵守,不要自作聪明“乱我已成之法,一字不可改易”。

法律条文之外,明朝对各类案件的审判方式、处理方法都有细致的规定,法网细密,似乎按照朱元璋制定的法律行事,明朝自可万无一失。然而,明朝的法律在朱元璋时代便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。

统一全国后,朱元璋开始大规模诛戮功臣,手段残忍,牵连极广,他恢复了黥、刺、剿、阉割之刑,以至于后来不得不承认这是“法外加刑”。因此他作出规定,以后的接班人不可以采用这些刑罚,务必严格遵守律与大诰。

然而朱元璋自己开了坏头,他死后自然无法约束子孙,特别是朱棣夺权以后,诛杀更重,刑罚更加残忍,方孝孺因忠于建文帝而被夷灭十族。除了皇帝带头破坏律法,明朝还在正式司法机关外设立了锦衣卫、东厂西厂,这些机构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,动辄施行私刑,完全不受法律约束。

在家规上,尽管朱元璋严格要求子孙遵从祖训,不得违背。然而天潢贵胄,显然不能恪守祖训。比如,朱元璋规定后人不能狎妓,但明武宗朱厚照便十分不守规矩;又比如朱元璋立铁牌规定宦官不得参与政事,但明朝宦祸之惨烈,为历朝之罪。

国法被破坏,家规不被遵守,明朝的法律也就渐渐成了“废纸”,沦为摆设了。

制度靠不住,人就靠得住?

朱永嘉在书中不断重复一个观点,即再完美的制度设计,如果没有人去遵守,那都毫无意义,他引用欧阳修的论述,认为不能专讲制度,不讲人才培养。他总结说,“良好而严密的制度设计和贯彻执行,必须以良好的社会风尚、淳朴的人际关系、高尚的道德修养做基础,没有这些条件,任何制度的设置很难真正落到实处”。

然而,从朱永嘉的论述中,却很难推导出这一结论,甚至推出的结论正好与此相反,尽管朱元璋在制度上作出各种调整和设计,比如废除丞相,改革后妃制度,但朱元璋并非只着眼于制度改造,他同样重视对接班人的培养。

依据朱永嘉的论述,在接班人问题上,朱元璋很早就着力培养太子朱标,为他延请宿儒宋濂,安排最好的大臣辅导,督促他“上山下乡”实践学习,并时时以自己创业的艰难过程劝导太子,然而天不假年,朱标没活过朱元璋,这一接班计划胎死腹中。很难说,如果朱标活着,朱元璋设计的制度就能顺利运行下去,但这亦不能说明,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出发点是错的。

朱元璋建立了一套看似完美的制度,这一制度要运行下去,必须要培养精明强干的接班人,要培养接班人,就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接班人培养制度,而接班人的培养又需要可靠的人来执行,这一批人又需要完善的制度来培养,这就陷入了“鸡生蛋,蛋生鸡”的死循环,因此,朱元璋的问题显然不是出在他忽略人才的培养上。

在这里,朱永嘉的论述最大的错误在于,他将希望寄托在人才培养上,尤其是那些具有“高尚道德修养”的人,这显然是靠不住的。中国传统文化中,无论儒家还是道家,都未将希望寄托在“圣人”身上。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第二章即写道: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,斯恶也;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也”,意思是说,如果标榜推崇所谓的美,那么这本身就是恶,换句话说,如果过分推崇所谓的道德圣人,这只能招致更多的道德败坏行为。老子的这一观念,庄子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释,在《胠箧》篇中,庄子明确提出: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。虽重圣人而治天下,则是重利盗跖也。”意思是,越推崇道德高尚的人,越是在逼人造假犯错,因为人们做不到,所以不得不去造假。正如小学推崇拾金不昧,多少孩子拿着家里的钱去交给警察叔叔一样。

道家的这一观念,孔子是赞同的,孔子从来就不讲无偿奉献。孔子的弟子子贡赎买了一个在其他国家做奴隶的鲁国人,按照鲁国法律,他可以去国库报销赎金,但子贡没去,孔子知道后,批评他大错特错,他这样做等于抬高了道德成本,以后再有鲁国人沦为奴隶,就没人愿意去救了。而另一件事,孔子却十分赞成:子路救了一名落水者,那人为表感谢送子路一头牛,子路收下了,孔子说,以后鲁国人一定勇于救落水的人了。(《吕氏春秋·察微篇》)

相比于道家的虚无,孔子更重视从实际出发,他将人视为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,不用高尚道德去要求他们,孔子推崇用“礼”去规范人们的行为,礼就是制度,而不是道德修养,他赞赏子路收取回报,也强调教授学生要“束脩以上”,这正是制度的关键所在。

回到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上,他的问题并不在于只做了制度设计或者制度设计有多空想,而是在于他忽略了人本身的能力有大小,他从自身出发,按照自己的标准定制了一套制度,但却忽视了子孙后代不如他,甚至会出现废物的情况。因此,今天审视朱元璋制度建设的教训,我们可以承认,好的制度必须与实践结合,但更应该注意的是,从制度设计的起点出发,应该将人视为普通人,可能犯错的人,在制度设计上要防止他们犯错,减小犯错之后的损失。

培养人才自然是不错的,但不能把制度执行完全寄托在几个有道德的人身上,要预料到,如果有人不遵从制度,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制约他们,制衡他们,使得制度不出现大偏差、大失误。

大明王朝是这样败亡的?-2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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