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军战俘在越南的残酷铁窗岁月

    |     2015年5月3日   |   大马 Talks   |     0 条评论   |    1184

1964年8月5日,美军战机投下的炸弹在越南民主共和国(北越)的土地上炸响,东南亚丛林中燃烧的战火,从此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越战期间被俘的相当一部分美国军人,被集中关押在河内的“火炉”监狱,时间一长,这里有了个谑称——“河内希尔顿”。

越战爆发50周年纪念日前后,以《星条旗报》为首的西方媒体将镜头和话筒对准昔日的美军战俘,追随他们故地重游的脚步,将那段五味杂陈的铁窗生活重现于世人面前。

数千美国大兵失陷越南

今年暮冬的一天,河内细雨濛濛,让人感觉颇有些清冷。获释后头一次回到越南首都的李·埃利斯走在街上,双目中却好似有兴奋的火焰在燃烧——如今的河内,已完全不是战争年代在美军狂轰滥炸下瓦砾成堆的破败模样,到处灯红酒绿,一派和平安逸的气象。

越战打响后,时为空军少尉的埃利斯驾机奔赴前线,在执行空袭任务时遭北越防空火力击落。侥幸逃生的他落入越南人之手,几经辗转,河内的“火炉”监狱成为他的归宿。

虽然24年前即以上校军衔退役,埃利斯仍然保持着军人的气度。他和妻子玛丽并未直奔监狱,而是先在希尔顿歌剧酒店——货真价实的希尔顿酒店吃了午饭。这家酒店建于15年前,当年拟名时特意加入“歌剧”二字,为的就是避免西方游客产生不适当的联想。

在装潢华丽的厅堂落座,埃利斯畅饮咖啡,又点了鲜美的越式香茅鸡,这是这名老兵在越南吃过的最好饭菜。当年,在另一座“希尔顿”常住时,他惟一的蛋白质来源是每周一块豆腐,“只有高尔夫球大小”。

美食入口,一幕幕往事在埃利斯心中翻涌——沉重的镣铐,为防止战俘逃跑而配发的人字拖,南瓜汤和卷心菜汤在食谱上终年不换……战俘们入狱后第一餐的“标配”是鱼头和米饭,以至于美军飞行员在升空作战时往往相互打趣,“放机灵点儿,伙计!小心今晚吃鱼头。”

美国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曾刊发《空军》杂志记者彼得·格里尔的文章称,旷日持久的越战,令美国损失了近900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,约2000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罹难,另外500人沦为阶下囚。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统计则显示,从1961年到1973年,另有725名美国陆军官兵在与北越作战时遭俘。

格里尔称,北越签署了《日内瓦公约》,但美军战俘在遭拘押期间普遍受到折磨——身体和心理兼而有之。北越则强调,这些“帝国主义爪牙”因攻击平民而犯有战争罪行。

“铰链战术”刻骨铭心

美国与北越的正面对决始于1964年8月初的“北部湾事件”,此后,空中力量成为五角大楼介入越南战事的急先锋。空袭开始后首日,美军飞行员埃弗雷特·阿尔瓦雷斯便在河内郊外坠机,旋即遭到生擒。此后一周,阿尔瓦雷斯成为“火炉”监狱的首位美籍“房客”。

“火炉”监狱的历史可追溯到法国殖民时期。这里原本盛产陶瓷,当地人便借烧窑的火炉,将其称为“火炉”,有一段时间,大批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政治犯被关押在此。时光流转,建立近70载之后,昔日的囚徒成为北越的主人,监狱本身也转而为新政权服务。

入狱后头7个月,阿尔瓦雷斯倍感孤独。随着战事扩大,更多倒霉的同僚相继来到,战俘们以尽量乐观的心态驱逐身心的痛苦,不知何时起,“河内希尔顿”的诨号不胫而走。

李·埃利斯是1967年11月前来“报道”的。在回忆录《在荣耀的指引下》中,埃利斯称铁窗岁月为“一切均被剥夺、经常遭受体罚、意志消沉”的时光。

最让战俘们无法忘怀的是“铰链战术”。埃利斯如此描述这种刑罚:“犯人跪在地上,双腿捆绑在一起,双臂也被用力别在后背,胳膊肘紧挨着。然后,审讯人员把囚犯的双臂用另一根绳子拴住,再把它不断往上抬高,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受刑者的肩关节脱臼。”

“血液流通不畅,四肢麻木,但肌肉和韧带撕裂的疼痛还是让人难以忍受。当绳子被去掉,血液重新开始流通,随着四肢恢复感觉,痛苦更是撕心裂肺。”埃利斯说。

“铰链战术”的后遗症是持久的。名气最大的战俘之一、曾于2008年大选期间代表共和党与奥巴马唱对手戏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·麦凯恩,至今无法将双臂举过肩膀。

越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,据信是为了逼迫战俘们写下“忏悔状”,这又让后者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。美国海军退役少校保罗·加兰蒂表示,他觉得自己是“史上最大叛徒”。

和平抗争从未停止

用毕午餐,埃利斯小憩片刻,便驱车前往阔别多年的“河内希尔顿”。

昔日重兵把守的堡垒如今已改为博物馆,里面摆放着一些戴脚镣的塑像,但都是黄种人模样。生在和平年代的青少年访客满脸好奇,显然想象不出这里的气氛曾经何等肃杀。

在囚室和回廊间,埃利斯走走停停,向妻子历数当年种种。他被关押的监区被狱友们以拉斯维加斯著名的“雷鸟”酒店命名,与之类似,还有“沙漠客栈”、“星尘”等。

来到厕所前,一段颇令人反胃的记忆浮现在埃利斯的脑海:他曾亲眼见到,一位监狱长官在如厕时弄掉了假牙,遂命令看守跳入污秽不堪的坑中打捞,冲洗后又把它戴上。

牢房里没有床,战俘们只能躺在坚硬潮湿的地上,很多人落下了关节疼痛的病根。即便如此,不受打扰的安睡仍是奢望,每当牢门轰然开启,就意味着又有人要在深夜受审。

尽管身陷囹圄,一些军衔较高的战俘想方设法鼓舞士气。这是相当危险的——狱方严禁战俘相互传递信息。一旦被认为有出格举动,带头的犯人将被戴上脚镣、单独关押。

然而,战俘之间的沟通从未中断。看守不在附近的时候,他们学着用毯子消音,隔着40厘米厚的墙壁窃窃私语或打手势交流,还有人有规律地敲击墙壁,作为“密码电报”。

信息的沟通意味着战俘们可以“串供”。他们编造出诸如“克拉克·肯特”或“本·凯西”之类的名字,说这些人是他们的上司,令审问者摸不着头脑。

“在监狱里,即便是小小的胜利,也显得那么重要。”埃利斯写道。

最重大的一次胜利是当时还是海军少尉的保罗·加兰蒂取得的。一次,此君被单独带出去拍摄宣传照。虽然北越方面对照片进行了涂改,但照片的原版后来还是流传到美国,并被《生活》杂志作为封面——人们注意到,坐在凳子上的加兰蒂“不经意”地将两手的中指冲下竖着,以示轻蔑。

偶尔,也会有一些“某某将被释放”的小道消息四下流传。不过,据埃利斯回忆,他当时更多地选择冷对传言,“直到登上(回国的)那架飞机,否则,我是不会相信的。”

有些人沦为宣传工具

“叛徒!”来到靠近审讯室的一间屋子,埃利斯面对墙上的照片,眉目间露出鄙夷之色。

照片中,两名战俘正在下棋。埃利斯告诉妻子,这两个家伙为了获得较好的待遇,不惜配合监狱方面“逢场作戏”,以表明北越对战俘十分“厚道”。

所谓“叛徒”还有很多——更多的照片里,有的战俘在装饰一棵圣诞树,有的战俘在读家信,有的打球……不过,埃利斯表示,照片大都是摆拍的,不符合实际情况。更让他不爽的是,房间里完全没有展示战俘们遭受虐待的情况,反而挂着“战时,国家经济困难,但仍为美军飞行员创造了最佳生活条件,使他们在遭拘押期间正常生活”的宣传标语。

“对北越来说,展示美国战俘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……囚犯们多是迫于无奈才写出供认状的,这种材料是北越方面进行对外宣传的必需品。”美国历史学家克利斯汀·阿皮在《爱国者:各个方面记忆中的越南战争》一书中分析称。

直到1969年年底,战俘们的待遇才开始“触底反弹”——食物变得丰富,审讯也不再那样残酷。狱方还改变策略,更多地采用“怀柔战术”。

退役中校、美国“越南战俘”组织前主席托马斯·昂东是1972年6月驾机执行搜救任务时被击落的。在“河内希尔顿”度过的头10天里,狱方在他的房间里挂上扬声器,反复播放好莱坞女星简·方达和其他反战人士的讲话,以及其他战俘的“供词”。不堪骚扰的昂东扯断了扬声器的电线,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他的“恶意破坏”并未招来惩罚。

1973年,监狱里的伙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,这让战俘们确信,他们很快就要重获自由了——改善伙食,或许是北越方面不想让美国佬在获释时“看上去太过瘦弱”。他们猜对了,不久,战俘们便一批批地被释放,埃利斯是和麦凯恩同时走出“河内希尔顿”的。

当年10月,被“水门事件”搞得焦头烂额的尼克松特地抽出时间,在白宫南草坪宴请了归来的美军战俘。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,那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晚宴之一。

有人主张,战俘们的事迹应得到表彰。而按照昂东的说法,被囚时,他们只想活下去,那些“把名字刻在老兵纪念墙上的人,乃至还没有被找到的人,才是真正的好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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